记得去年十二月份，也就是河南籍作家二月河逝世二周年之际，网上再次出现不少炮轰他的文章。

　　我不禁诧异了。

　　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里，死者为大。除了那些生前十恶不赦的恶人，死后会遗臭万年之外，一般而言我们国人提倡的是能宽容尽量宽容对待逝者。至少不会再去往人家的棺材板上踏上一百脚、吐一滩口水。

　　而人们却在二月河过世后两年，依旧发文批判他，二月河该有多大罪过啊？

　　那些网文炮轰二月河，主要集中在他比较有代表性的“帝王系列”：《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三部作品。而炮轰的争议点就在于二月河过于美化康雍乾三位清朝皇帝，以及在作品中选择性地忽略了清王朝最臭名昭著的“文字狱”、“留辫子”政策。是导致今天“辫子戏”泛滥的“罪魁祸首”。

　　在这些人看来，康雍乾等清朝皇帝不应该被塑造成那种“敬天爱民”、“勤于政事”的形象，那样将是严重误导观众，是对历史的严重不负责任。甚至攻击二月河是别有用心，是在鼓吹“帝王将相”、“愚忠思想”的封建残余。

　　那么作为一个业余的文学工作者，我认为以历史学术的眼光去看待一个以历史事件为题材进而创作的文学作品，本就有失公允。

　　历史题材，本就是文学作品中的一个分支，基于既定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进行戏剧化的创作，这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功能，本没有什么可厚非的。康熙皇帝在位期间进行了收复台湾、平三藩、斗沙俄，雍正皇帝在位期间实施了“摊丁入亩”、“火耗归公”，这些历史事件，二月河在其文学作品中都是客观描述，并没有什么夸大其词的地方。至于那些为了增加故事效应而创作的一系列虚构情节以及选择性没有录用的一些情节，这本就是文学工作者的职责。毕竟，二月河是在创作小说，不是在整理历史文献资料。

　　历史上，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施耐庵创作《水浒传》、吴承恩创作《西游记》、许仲琳创作《封神演义》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历史文学题材。难道历史学家们都应该去责怪这些文学作品严重干扰了真实的历史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吗？

　　我觉得大可不必。

　　尤其是我个人非常熟知的《雍正皇帝》，被改编为电视剧《雍正王朝》后，其艺术水准几乎达到了中国国产历史剧的最巅峰。无数观众反复观摩它、推敲它，从中领悟到了很多历史剧之外的道理。这些正是艺术创作的魅力，好的文化艺术作品，宛如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矿产，可以令后人源源不断从中汲取有用的文化营养。

　　或许某些历史学者批判二月河及其作品，是想“警醒”一下读者们，不要误入歧途，当真被小说中的故事情节所“蛊惑”，算是一片好意吧。但是我要说的是，你们太杞人忧天了、也太低估读者们的智慧了。

　　在文学家的眼中，一切本就是平等的，帝王将相也好、才子佳人也罢，亦或是劳苦大众、普罗众生，都只不过是文学创作的基本素材。

　　而读者们，也不会蠢到把历史小说当做真实的历史去对待，如果一个人连这点都辨别不了，那以他的那点智商，已经基本上可以告别文学作品了，这和作品本身并没有太大关联。

　　至于某些人提到的今天“辫子戏”大行其道是和“二月河”有关，我觉得这更是荒唐。

　　从文化创作成本和难易度来看，距离今天最近的清朝，必然是史料最丰富、题材最广，最容易入手的朝代。康熙、乾隆、刘罗锅、纪晓岚、和珅等人的轶事早已在民间流传甚广，文艺工作者稍加编写，就可以形成剧本。反观距今几千年的夏商时期，就连历史学家都不敢轻易染指，更别说去进行文学艺术创作了。

　　当初二月河从清朝历史入手创作小说，何尝不是因为他能够接触到大量的清朝史料。

　　我在翻看二月河的生平简历的时候，发现他并未受过专门的高等教育，是从一个普通的历史、文学的爱好者，慢慢成长为了作家。而他的“帝王系列”小说，却是清朝历史题材小说中，知名度最高、销量最好的。

　　看到这里，我大概明白，很多人对二月河的攻击，也许夹杂了主流对草根的那种蔑视：我们主流学者都做不到的事，你一草根研究者凭什么就该做到？凭什么就能火？

　　就好像相声圈里，主流相声演员对郭德纲的看不起一样。

　　主流也好、草根也罢，读者、观众的眼睛才是真正雪亮的。